中国是茶的原产地，茶文化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茶文化研究热的逐步升温，各种茶文化著作纷纷涌现，先后出版的各类读物多达上百种。然而，由于茶文化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形成较晚，理论积淀不够丰厚，历史资料又极零散，搜寻不易，迟迟未见一部中国茶文化史问世。江西社会科学院陈文华研
《长江流域茶文化》近五十万言，围绕着茶艺即品茗艺术这个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内容涉及到茶文化的各个方面，是近年出版的篇幅最大的一部茶文化学术专著。作为“长江文化研究文库”的一种，本书的研究重点是长江流域的茶文化，但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研究中国茶文化。因为茶叶本是长江流域的物产，饮茶的习俗最早是在长江流域产生并向黄河流域传播的，最早的茶学著作也是由长江流域的学者在长江流域写成的。长江流域不仅是中国茶文化的源头，而且一直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重心所在，研究长江流域的茶文化不能不涉及到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的茶文化。全书八章，除了第六章“茶俗”只涉及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外，实际上论述的还是中国的茶文化。同时，由于作者是历史专业科班出身，又长期从事农业考古工作，习惯于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尽管书名没有带个“史”字，但全书的写作仍侧重于从历史的角度来梳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过程，除设专章论述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外，其他章节大多也按时间的顺序来写，力求揭示其发展脉络和基本规律，使整部著作带有浓重的史学著作的味道。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这部著作可以看作是一部中国茶文化史，从而填补这方面的空缺。
作者对茶文化的论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一切从材料出发，凭事实说话，力求做到“论从史出”，“言必有据”，不凭空臆测，不主观推论。在写作中，作者非常重视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搜索和发掘。中国茶文化史一些最重要的史料，书中几乎都加以征引，没有大的遗漏。一些史书缺乏记载也无考古资料可作佐证的，则借助大量的古诗词或民俗学及民族学的资料加以说明。例如，第四章论述品茗艺术，就征引大量唐宋诗词来印证当时茶人品茗时对色、香、味、形的追求，弥补了古代茶文化记载的缺略。
正由于作者掌握丰富而翔实的资料，书中对一些新的学术观点能及时做出反映，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对某些传统的错误结论进行订正，避免以讹传讹。例如，中国最早食用茶叶的时间，以往都是依据“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定在新石器时代。上世纪末，陈珲等人则提出中国茶文化的源头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新观点，学术界对此未置可否。作者赞赏这一观点，在书中即征引大量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资料，进一步加以论证，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支持。再如中国茶文化的外传，以往有学者认为在西汉时开始东传朝鲜，南朝时西传土耳其。作者认为，所谓茶文化的外传，最重要的是饮茶习俗的流传。西汉之时，饮茶只在巴蜀地区流行，尚未传播到长江中下游，也未在都城长安一带流行，更不要说传至东北的辽宁、吉林一带，可见当时是不大可能将饮茶的习俗传至朝鲜的。他引用朝鲜史书中的记载，说明茶叶传入朝鲜并开始流行于僧侣、贵族之间，是在新罗时代（６６８～８９２年，唐高宗总章元年至唐昭宗景福元年）。这个时代也是朝鲜茶道思想开始酝酿的时期，它为后来高丽时代（９３６～１３９２年，后晋天福元年至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茶风的兴盛打下了基础。至于中国茶叶的西传，作者指出土耳其商人即使在南朝时从蒙古边境购买到中国茶叶带回国内，但并未在这个以游牧为主的国度传播开来，形成饮茶的风尚。土耳其人今天盛行饮用红茶，而红茶则是中国明清时期才出现的新品种，土耳其要晚到１９３７年才由前苏联引种成功，１９４７年才建立第一个茶厂。如果土耳其商人真的在南朝时就将中国茶叶带回国内的话，那么土耳其种植茶树的历史就不该这么晚了。这些论证与考订，都是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茶文化研究还存在许多重大课题需要解决。这些课题既涉及到史实的认识问题，更涉及到理论的阐释问题，解决起来有相当的难度。书中对此并不回避，而是迎难而上，逐一进行深入的探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海峡两岸的茶文化学者纷纷撰文，总结中国的茶道精神，提出各种各样的见解。作者在考察中国古代所有茶书之后，发现中国的茶艺非常发达，但茶道即品茗之道却相对薄弱。尽管茶道的源头在中国，唐代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已出现“茶道”一词，然而中国历代的茶书均不谈茶道，仅有的一次是明代张源的《茶录》，但该书所说的“茶道”是指茶叶的制作、贮藏和沏泡等技术要求，与我们现在理解的“茶道”概念无关。这种状况，与日本形成巨大的反差。何以会如此呢？作者认为，这是由于中日两国历史文化背景以及茶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同等诸多因素造成的。就日本而言，一是遣唐僧将中国佛门茶事学成带回日本后，就把它作为佛门清规的一个组成部分，严格地传承下来；二是中国的饮茶方式在传入日本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传入日本之后是作为一种高级文化形态首先在皇室贵族之间流传，形成宫廷贵族的茶文化，后来再逐渐向民间传播，其定型的饮茶方式和清规戒律也为民间所接受，成为社会的共识；三是日本统治阶级对茶道非常重视，力图借助茶道来辅佐和巩固其政权，热衷于制定茶规，完善茶道，举办茶会，扩大茶道的社会影响，从而保护和发展了茶道。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国并不存在。在中国，是先有庶民的茶文化，再有宫廷贵族的茶文化。在宫廷贵族茶文化形成之时，民间的饮茶之风已很兴盛，成为“无异米盐”的开门七件事之一，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能剥夺和干预的，实际上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也不曾干预过。但整日为生活忙碌奔波的劳苦大众，虽视茶为生活的必需品，以茶提神解乏，或用以养生、自娱、敬客、赠友、求爱、定亲，乃至祭祀，却不可能有更高层次的文化追求，不会自觉地去追求什么茶道精神。文人雅士则醉心于品茗技艺的探研，追求诗意的审美境界，很少有人会从社会学和哲学角度去考虑茶道精神问题。封建官僚都是典型的儒家弟子，他们历来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仕途得意时忙于政务，无暇过问茗饮琐事，倒霉失意时隐退山林，更不会过问道德教化问题。而中国的僧侣，向来不干预佛门之外的尘世俗事，即使参与茶事活动也以文人的身份出现，除了个别高僧大德，很少有人会去考虑茶道问题。所以，中国古代的茶道观念并不那么发达、成熟，是不难理解的。承认这一点，丝毫无损于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如果说日本的茶道重在形式的话，中国茶道则重在品饮，因此中国的茶艺也就得到高度的发展，异常的发达。
基于对中国茶文化特点的把握，作者反对有些学者套用日本茶道“和、静、清、寂”的四字模式来概括中国茶道的精神实质。他强调，考察中国茶道的本质特征，需要和茶艺结合起来。茶艺是茶道的载体，茶道是茶艺的灵魂和最高指导原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书中根据中国茶艺操作过程中所呈现的特征，考察其所体现的茶道精神，认为有三个特征值得加以注意，那就是和、静、雅，“这三者首先来自茶叶的自然属性，然后体现在茶艺的艺术性，最后反映在茶道的哲学性。形象的说：和是茶之魂，静是茶之性，雅是茶之韵。实际上它们既是中国茶艺的主要特点，也是中国茶道的本质特征”（第２９３页）。这些见解，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最后还必须指出的是，本书具有雅俗共赏的鲜明特点。中国古代的史学原本具有文史兼通的优良传统，文史不分家，许多史学家往往都是文学家，如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等，他们写出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著作。后来，文史分离，学科也越分越细，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也造成许多弊端，使一些史学工作者远离文学，写出的史学著作缺乏文采，枯燥沉闷，甚至晦涩难懂，令人难以卒读，也难以流传。作者深知此弊，在此书的写作中就担心“以严肃的史学著作面目出现会使茶文化界的读者敬而远之”（第６４０页）。而他本人又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早年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就发表过诗歌、快板、相声、小说，写过电影剧本、话剧、歌曲，是当时厦门市文联一名年青的理事。因此，这部专著的写作，既重视科学性，注意资料的审核、逻辑的推理，理论的分析，同时也重视可读性，注意文字的表达，全书写得如行云流水，激情澎湃，而文字则形象生动，通俗易懂，趣味盎然，从而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这种雅俗共赏的学术著作，不仅专门的研究者可以读，就是喜欢饮茶的普通百姓也可以读。相信它的出版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对推动茶文化的普及和茶文化研究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长江流域茶文化》，陈文华著，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８月版，４４．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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